庫普曼的傳奇故事 游文綺、胡景瀚* 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化學系*chingkth@cc.ncue.edu.tw   n  從庫普曼定理到諾貝爾經濟學獎 庫普曼（Tjalling C. Koopmans, 1910-1985）的名字出現在所有的量子化學課本，也出現在物理化學的教科書上。以他為名的量子化學「庫普曼定理」（Koopmans’ theorem）內容為：分子的第一游離能等於其最高佔有分子軌域之能量的負值 此定律源自1934年他發表的論文1。然而庫普曼自此從科學界消失，直到多年後他在1975年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Prize in Economic Sciences）。庫普曼的一生樸實又傳奇，簡介於此，其人像如圖一所示。   圖1：庫普曼於1967年獲得比利時魯汶天主教大學（Catholic University Leuven）的榮譽博士學位（左）；1975年獲得在諾貝爾經濟學獎放在網站上自傳的照片（右）。 （圖片來源：Eric Koch for Anefo, CC0, via Wikimedia Commons: https://shorturl.at/gADG0.） 1990年代，筆者之一（胡）在美國讀博士班時，量子化學實驗室的同學都一定要會證明庫普曼定理。然而，在訊息交換緩慢的當時，沒有人知道庫普曼在1934年發表這篇論文後去了哪裡，那是他唯一一篇自然科學的論文。幾年後得知，庫普曼獲得1975年的諾貝爾經濟科學獎，筆者對這位學者的生平無比的好奇，多年後才從諾貝爾基金會網站上讀到他的自傳2。 n  庫普曼的家庭背景 庫普曼於1910年出生於荷蘭，父母親都是教師，父親是新教聖經學校的校長。庫普曼的大哥是荷蘭改革教會的一名牧師，是新教學生組織中最具影響力的領導人，不幸地在二次大戰時為流彈所傷而早逝。他的二哥是一位化學工程師。幸運的庫普曼在14歲時得到父母故鄉的學習津貼直到26歲，使得他有機會能夠探索不同的知識領域，包括神學、心理學和精神病學。他在神學上的探索使得他背離父母親信奉的新教，也曾經考慮過主修精神病學。 n  高成就的跨領域 大學時期，庫普曼主要學習數學，特別是分析與幾何，他在廣泛的閱讀中了解到科學領域需要全新的概念來取得進一步的發展。大學畢業後，庫普曼的學習轉向「理論物理學」，立志像他的指導教師漢斯‧克雷莫（Hans Kramers）一樣，有著溫柔的智慧並且鼓舞人心。克雷莫應用數學於實質性研究領域的態度與風格，對庫普曼後來的研究產生顯著的影響。庫普曼的研究，也就是所謂的「庫普曼定理」發表於1934年，之後庫普曼便將他的數學專長轉向應用於經濟學。 在1930年代初，馬克思主義3經濟學家指出當時的經濟大蕭條是資本主義的巨大危機，庫普曼受到啟發，並開始意識到經濟的世界秩序是不穩定、不可靠的。庫普曼開始和具有共產主義傾向的學生和失業工人建立友誼，也受到馬克思《資本論》的啟發。在同一時期時，一個新的知識領域—數理經濟學（Mathematical Economics）—正在蓬勃發展，此領域讓庫普曼的數學背景能夠應用於一個更接近人類生活的主題，他幸運地得到此領域領導者揚•丁柏根（Jan Tinbergen，196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持續半年每周一次的一對一教導，丁柏根不只在經濟建模方面極具聰明才智，對於經濟行為關係現實主義的廣泛經驗知識更是讓庫普曼留下深刻的印象。庫普曼開始著手撰寫博士論文，論文的主題是統計學在經濟學上的應用。 在撰寫博士論文的最後階段（1936年），庫普曼做出很多關於統計學方面新想法的講座，還認識他的妻子，她是庫普曼輔導過數學經濟學的學生之一，彼此之間有很多的共同興趣，兩情相悅的他們於次年10月結婚，同年11月，在克雷莫和丁柏根的共同指導下庫普曼獲得博士學位。 兩年之後，庫普曼接替丁柏根在經濟學院的講座工作，後來又替丁柏根為英國建構經濟模型，一直到二戰爆發為止。庫普曼在戰爭期間對於英國做出重要的貢獻，庫普曼的工作主要是整合所有船隻的使用狀況到一個報表，對最佳路線和不同路線上的相關運輸成本進行研究。此外，庫普曼對於「航運悖論」的解釋，也有著很大的科學影響。 後來庫普曼受邀加入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委員會4。在委員會工作的期間，庫普曼增加對二元性數學結構的理解，還擔任六年的研究部主任，後來轉任耶魯大學新的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基金會，研究關於時間上的最佳分配，且與同事共同研究經濟體系的描述和比較。直到戰爭蔓延到西歐，庫普曼與妻小離開歐洲搬到美國居住。 庫普曼之後在美國國家科學院（NAS）5的一個委員會任職，對能源供應領域的時間優化技術的應用產生了興趣；並且在國際應用系統分析研究所（IIASA）6進行為期一年的訪談，學會用不同角度看待能源問題。自1955年之後他在耶魯大學任教，直到他在1985年去世。1975年，庫普曼因為他在最佳資源分配的經濟學理論上的貢獻與列昂尼德·康托羅維奇（Leonid Kantorovich）共同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7。 n  庫普曼跨領域的時間軸 庫普曼的一生樸實又傳奇，1910年出生於荷蘭，18歲時在烏特勒大學學習數學，之後研讀理論物理學與數理經濟學學科。24歲發表量子化學「庫普曼定理」，26歲取得數理統計學博士學位，隨後為英國建構經濟模型，直到戰爭蔓延西歐，庫普曼移居美國，並加入考爾斯經濟學研究委員會，在40歲轉任耶魯大學直到75歲去世，並於1975年65歲時獲頒諾貝爾經濟學獎。庫普曼跨領域的時間軸，如圖二所示。 圖1：庫普曼跨領域的時間軸 n  附錄 請下載—庫普曼自傳（中文版） n  參考資料和附註 1.   Koopmans, […]

徐壽與傅蘭雅的元素名詞： 清末中文元素名詞命名沿革 張澔 義守大學通識教育中心 changhao1975@gmail.com 當我們國中開始學化學的時候，我們就有機會認識化學元素。在課堂上，老師幾乎沒有時間來解釋這些中文元素名詞是如何來的。為了更方便記得元素之間的化學與物理性質變化，我們就開始背元素週期表，如鹼金屬有鋰、鈉、鉀、銣、銫、鍅，鹼土金屬有鈹、鎂、鈣、鍶、鋇、鐳。直到上大學的時候，使用西文化學教科書之後，看到了英文化學元素名詞之後，我們才會突然發現，原來有不少中文化學元素名詞的發音是來自西文(國立編譯館，1933)，如惰性氣體元素名詞，氦(helium)、氖(neon)、氬(argon)、氪(krypton)與氙(xenon)。也許我們會想，是那一位化學家，很佩服他的想法，有如此的遠見，又善解人意，只要記得中文元素名詞，英文名詞也容易連接起來，幾乎是一魚兩吃。甚至我們就會很簡單的認為，這些中文元素名詞之所以能夠沿用至今，就是因為他們翻譯的「好」，能將西文名詞的發音融入在中國形聲字中，完全符合當今的時代潮流。如此的想法自然就是對中文元素名詞發展的誤解。在本篇文章中，除了簡單描述中文元素名詞沿革的歷史外，我們就是要分析為何它們會被沿用至今的原因，這點常常會被誤解，這是我們寫這篇文章的目的。 鋰(lithium)、鎂(magnesium)、鋁(aluminum)與錳(manganese)，這種以一個西文發音再加上能表示元素的性質或形狀的形聲字(徐壽、傅蘭雅，1871)，是由徐壽(1818-1884)與傅蘭雅(John Fryer, 1839-1928) 所發明，他們兩個人是江南製造局翻譯館的同事。徐壽是江蘇無錫人，傅蘭雅則是來自英國，原本到中國來傳教，後來從1868年到1896年之間都在江南製造局擔任翻譯的工作。1896年他到加州柏克萊大學擔任漢學系教授。在清末，傅蘭雅是翻譯最多科學書籍的西方人士，而徐壽筆譯書籍的數量也可以說是名列前茅。他們一塊合作翻譯了《化學鑑原》、《化學鑑原續邊》、《化學鑑原續邊》、《化學考質》、《化學求數》與《寶藏興焉》等書籍。     這種影響中文化學名詞甚至中文科學名詞一百多年的命名方法，是徐壽與傅蘭雅在1871年江南製造局出版的《化學鑑原》書中提出，當談到中文化學元素名詞如何來命名時：「譯其意義，殊難簡括，全譯其音，苦於繁冗。今取羅馬文之首音，譯一華字。首音不合，則用次音，並加偏旁，以別其類。而讀仍本音。」(徐壽、傅蘭雅，1871，卷一，頁20)。 就如同上述，想要義譯，但是很難找到一個簡易的名詞，但是全部音譯，自然是太繁瑣，所以只好找一個西文的發音，再加上偏旁，創造一個西音的形聲字。然而這種音譯的名詞雖然不能說是下下之策，但是與義譯的方法比較起來，算來是不得已的選擇。我們先看英國傳教士合信(Benjamin Hobson, 1816-1873) 的名詞，他為中國近代化學拉開了序幕。他在1855年出版的《博物新編》談到已經有62個元素被發現，但在書中只介紹了氧、氫、氮三種氣體的性質，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氧、氫、氮就是由他的養、輕、淡三個名詞沿革而來（合信，1855）。除此之外，他還簡單介紹了一些硫酸、硝酸與鹽酸的製法與性質。合信在1858年出版的《醫學英華字釋》(Medical Vocabulary in English and Chinese)編譯一些化學術語，如砒霜(arsenic)、礬土 (alum)、硼砂(borax)、硫黃末(sulphur)，這些名詞都與傳統物質名詞有關（Hobson, 1858）。 之後，來自美國長老教會的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在1868年北京同文館出版的《格物入門》又翻譯了一些元素名詞。他的名詞不僅與中國傳統的名詞有關，如黃金(金)、白銀(銀)、水銀(汞)、銅、鐵、銻、硫磺(硫)、蒙石(錳)、黑鉛(鉛)、白鉛(鋅)、信石(砷)，玻精(矽)、礬精(鋁)、炭精(碳)與硼精(硼)，而且是義譯名詞，如灰精(鉀)、海藍(碘)、白金(鉑)、光藥(燐)、石精(鈣)、鹽氣(氯)和鹼精(鈉) （丁韙良，1868）。 雖然這種音譯名詞比較不容易接受，但是以一個形聲字來翻譯元素名詞馬上就被接受。例如，美國醫學傳教士嘉約翰(John Glasgow Kerr, 1824-1901)在1871年出版的《化學初階》，不僅採用了部分音譯名詞，但也翻譯了一些義譯名詞，如釩(鋁)、鉐(鈣)、玻(矽)與鏀(鈉)（嘉約翰，1871）。當在1869年傅蘭雅寫給嘉約翰協調中文化學元素名詞時，他就表示了這種無奈，江南製造局的負責人與那些被認為懂得一些科學事物的學者一塊修訂以上的翻譯，他們都堅決拒絕看來具有過多外國人氣味的名詞(Bennett, 1867)。 除了合信、丁韙良與嘉約翰的名詞外，在北京同文館擔任化學教習的畢利幹(Anatole Billequin, 1837-1894)，可以說將義譯名詞展現的「淋漓盡致」。畢利幹並不贊成傅蘭雅和徐壽音譯的方法。在當時清末並沒有一種官方的語言，若是音譯的話，究竟是以哪一省語言作為標準？換句話說，為了義譯，他從名詞的意思，元素的性質或顏色。有的時候，將幾個字拼湊在一塊，再冠上偏旁。這些新發明的字，第一眼看有些奇特怪異，但讀者都可以瞭解，畢利幹想要表達的意思，就如同他在《化學指南》中所提到的：「命名尤難。今或達其義；或究其源；或本其性；或辨其色，將數字湊成一字為名。雖字畫似出於造作，然讀者誠能詳其用意之所在。」畢利幹比較簡單的義譯名詞，如鉗(鈹)、鉐(鋰)、錆(鈷)、鐳(釷)。但有幾個名詞，看來特別複雜，甚至有些笨拙，如cesium (銫)，就由藍與影兩字上下排列，再加上金偏旁所形成，rubidium(銣)由金紅影所構成，thallium(鉈)則由金綠影所湊成（畢利幹、聯子振，1873）。 最能反映中國學者對於這種西音形聲字的看法，莫過於1890年李鴻章在上海格致書院出了一題化學元素名詞的考題：「化學六十四原質中，多中國常有之物，譯書者意趨簡捷，創為行聲之字，以名之，轉嫌杜撰。諸生宣究化學有年，能確指化學之某質，即中國之某物，並詳陳其中西之體用歟。」（王韜，1887-1896，頁1）李鴻章認為，六十四個元素大多是中國常用的東西，翻譯者為了方便，以形聲字的方式來翻譯，以避免被認為是「杜撰」的嫌疑，他請求學生來證明，那些元素名詞其實就是中國某一些物質。獲獎同學文章的內容幾乎與丁韙良的元素名詞的相同：「試舉數端以見梗概，即如化學中之鋅，即中國之白鉛也。化學中之錳，即中之粗鐵也。至於鉀，在西國亦無獨成者，然鉀養淡養五，即中國之火硝也。」（王韜，1887-1896，頁1）。 除了中國學者的不滿外，西方傳教士也排斥徐壽與傅蘭雅的元素名詞。為了推廣教務，西方傳教士團體編譯教科書，因而設立科學名詞委員會以便以統一中文科學名詞。1898年「益智書會」公佈《化學元素名詞修訂表》(The Revised List of Chemical Elements) ，這份修訂表只保留了幾個傅蘭雅與徐壽的元素名詞，其他大部分的名詞都被義譯名詞來取代( Mateer, 1898)。事後，傅蘭雅便寫信給主席狄考文 (Calvin W. Mateer, 1836-1908) 抗議，委員會不該修改他的元素譯名，除非它們完全用錯或不可能使用。他憤憤不平的表示，難道只有他的名詞看來有錯誤，混淆或不可以使用，而其他人的名詞難道一點錯誤都沒有嗎？(Bennett, 1867)。 雖然相對義譯名詞，徐壽與傅蘭雅的元素名詞是比較不容易被接受，但當滿清政府廢除科舉制度，採取像西方一樣的教育制度，學部1908年所公佈的《化學語彙》還是採用他們的元素名詞。自此之後，1920年由科學名詞審查會及1932年由國立編譯館所公佈的名詞都是他們的單一形聲字名詞。 […]